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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州属于云南省下辖的自治州之一，地处云南省中部 ，东靠昆明市
，西接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连普洱市和玉溪市 ，北临四川省攀枝花市 。楚雄州辖1市9县
，州人民政府驻楚雄市，距昆明市160千米
。

早在170万年前 ，生活在龙川江两岸的元谋人就已进入了旧石器时代，掌握了用火技术。距今4000年以前
，以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为代表，楚雄州境各地已先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 ，州境先民创造了以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
，步入了奴隶社会
。先秦时期，楚雄州境主要分布着氐羌 、百越
、百濮三大族群。

西汉中期楚雄州境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分别隶属于越嶲、益州二郡；蜀汉时期
，分属建宁郡 、越嶲郡和云南郡；西晋时分属云南
、建宁二郡；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有“爨酋威楚筑城硪碌赕居之
” ，故有威楚之称；南北朝时分属晋宁郡、兴宁郡和建宁郡；唐初属戎州都督府和姚州都督府
，南诏时属拓东节度和弄栋节度；宋属弄栋府 、鄯阐府和威楚府；元初分属威楚万户
、罗婺万户和大理下万户，后改设路、府 、州、县 ，分属中庆路
、威楚开南路、武定路和大理路；明代分属云南府 、楚雄府
、姚安军民府和武定府；清代分属云南府、武定直隶州 、楚雄府 。民国年间
，裁府
、州，设道、县 ，设楚雄 、双柏
、广通、盐兴 、牟定
、镇南、姚安 、盐丰、大姚
、永仁、元谋 、武定
、罗次、禄丰共15个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分设楚雄 、武定两个专区。1953年
，两专区合并为楚雄专区，设楚雄
、镇南、牟定 、姚安
、大姚、盐丰 、永仁
、元谋、武定 、罗次、禄丰
、广通、盐兴 、双柏
、禄劝、富民 、安宁17县 。1954年改镇南县为南华县。1957年划安宁县归昆明市
。

1958年4月15日 ，楚雄彝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建州前夕并盐兴县入广通县 。同年又合并楚雄
、南华、牟定 、双柏4县为楚雄县
，合并姚安
、大姚、盐丰 、永仁4县为大姚县，合并罗次
、禄丰、广通3县为禄丰县 ，合并武定 、元谋2县为武定县
，划富民县归昆明市
。

1959～1961年间，先后恢复永仁、姚安
、南华、双柏 、牟定
、元谋6县。1983年9月改楚雄县为楚雄市 ，10月划禄劝县归昆明市 。至此
，楚雄州形成设楚雄市和双柏、牟定 、南华
、姚安、大姚 、永仁
、元谋、武定 、禄丰共9县1市的格局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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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020-06-05

楚雄的历史文化有哪些？

楚雄州是人类发祥地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禄丰发现了生活在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化石 ，在元谋县发现了生活在300万年前的元谋竹棚人猿超科化石
。1965年
，在元谋县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并发现了打制石器和用火的痕迹 ，证明元谋人不但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
，还掌握了用火的技能。1975年，楚雄万家坝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铜鼓 ，证明早在2500年前，楚雄地区的先民便创造了以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 。先秦时期
，楚雄地区活动着氐羌
、百越、百濮三大族群
。至西汉中期，中原王朝相继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 ，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至隋唐时期
，州境经长期民族融合，形成以乌蛮 、白蛮为主体的居住区域 。唐宋时期“南诏三十七部”在州境有白鹿部（楚雄）、罗部（罗次）
、罗婺部（武定）、华竹部（元谋）以及抬萼部（牟定） 、易裒部（广通）
、摩刍部（双柏）等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。明初大量移民屯垦之后 ，汉族逐渐成为楚雄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
。 楚雄州境自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4世纪
，楚庄蹻通滇，楚雄属滇地 。汉代分属益州郡和越巂郡
。蜀汉时分属建宁郡、越巂郡和云南郡。西晋时分属晋宁郡和云南郡 ，南北朝时分属晋宁郡 、兴宁郡和建宁郡 。唐初属戎州都督府
。南诏时属拓东节度和弄栋节度。大理国时期属姚府
、威楚府 。元初分属威楚万户府、罗婺万户府和大理万户府
，后改设路 、府
、州、县，分属中庆路 、威楚开南路
、武定路和大理路
。明代分属云南府、楚雄府 、姚安军民府和武定府。清代分属云南府、武定直隶州
、楚雄府 。民国时分设楚雄、镇南 、牟定
、姚安、大姚 、盐丰
、永仁、元谋 、武定
、罗次、禄丰 、广通
、盐兴、双柏等县
。新中国成立后 ，分设楚雄 、武定两专区。1953年
，两专区合并为楚雄专区，辖楚雄、镇南
、牟定、姚安 、大姚
、盐丰、永仁 、元谋
、武定、罗次 、禄丰
、广通、盐兴 、双柏
、禄劝、富民 、安宁17县 ，1954年改镇南县为南华县 。1957年划安宁县归昆明市。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并盐兴县入广通县
，合并楚雄、南华
、牟定、双柏4县为楚雄县，合并姚安 、大姚
、盐丰、永仁4县为大姚县 ，合并罗次 、禄丰
、广通3县为禄丰县
，合并武定、元谋2县为武定县，划富民县归昆明市
。1959年至1961年间 ，先后恢复永仁 、姚安
、南华、双柏 、牟定
、元谋6县。1983年9月改楚雄县为楚雄市
，10月划禄劝县归昆明市 。至此，形成了9县1市的格局
。 楚雄州境各族人民具有可贵的抗暴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清咸、同年间 ，声势浩大的彝族 、回族、汉族等民族大起义席卷全州
，给腐朽的封建王朝以沉重打击 。哀牢山以李文学
、杞彩顺等为首的彝族农民大起义，坚持斗争20余年
。辛亥革命、护国运动 、北伐战争中 ，州境涌现出一大批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
，有的驰骋疆场，有的运筹帷幄 ，有的兴办实业，有的致力革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批游学外地的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 ，其中有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赵祚传和宣传委员张经辰
、组织委员毕昌杰等
，他们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5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楚雄州境 ，播下了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后
，州境万人从戎，前仆后继 ，同雪国耻。解放战争后期
，州境反蒋浪潮风起云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 ，建立南山区、东山区 、滇北游击区等革命根据地
，配合野战军为解放云南作出了贡献 。 楚雄州的文化，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 ，其发展呈现出丰富性
、开放性与单一性、封闭性的双重特征
。在坝区和交通沿线，由于邻区文化的影响与历代中原王朝的开发
，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文化；在山区各少数民族地区，因与外界相对隔绝 ，保留了彝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但两种文化又长期相互交融 、相互影响
，相互吸收，形成了楚雄州多元一体的民族地方传统文化 。 远古时期文化丰富灿烂。流传至今的有大量彝族人民关于天地万物
、人类起源等各种神话、传说和史诗 ，如《梅葛》 、《查姆》等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从流传至今仍盛行不衰的民族歌舞海洋中，既可以感受到彝族人民对生活的艺术提炼与表现 ，还可以归纳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彝族远古十月太阳历和与此相关的彝族虎宇宙观
、阴阳（雌雄）观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深深地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 明代大量江南移民流入州境
，汉文化在城镇、坝区内逐渐普及，本地文人大量涌现 ，如姚安的二陶（陶珽 、陶珙）与稍后的高 映
，楚雄的刘联声、池生春等，于文
、史、哲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
。清末至民国 ，社会急剧变革，伴随着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各种新思想 、新文化的传入
，楚雄地区的文化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并始终和社会的变革与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一些楚雄籍学生外出留学 ，投身各种新文化运动
，推行社会改良，提倡文明风气 ，接受马列主义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 。抗战时期，内地大量文化人涉足境内 ，**
、摄影、报刊 、文艺
、戏剧演出等新兴文化活动开始出现
，群众性文化活动活跃于一时，医疗、体育 、自然科学也相应得到发展
。 汉文化在坝区广泛传播的同时 ，山区少数民族亦“渐习汉学 ”
，“间有中科第者
”。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逐渐使用汉族语言，吸收汉文化丰富自己的文化 。汉文化同时亦受当地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具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
。如花灯在坝区广泛流传，元谋
、禄丰花灯
，姚安花灯及莲花落各有不同的风格，还产生了具有浓郁特色的彝族花灯。各地都有风格不同的山歌、秧歌 、民歌 ，滇剧在州境亦有变异 。但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偏见
，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却始终未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 ，彝文彝书大部分仅在民间流传
，保存于毕摩手中；一些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则仅由人民世代口耳相传，有的自生自灭
。武定凤氏土司曾兴办彝学 ，刊刻彝文典籍。流传至今的大量古彝文经典记载了包括历史
、天文、文学艺术 、医学、习俗
、政事等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发展各民族文化。教育 、文学艺术
、卫生、体育 、科技等项事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了全面的繁荣和发展
。建国初 ，对旧的教育文化制度进行根本改造。1953年后
，教育事业开始有计划地发展 。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纷纷以各种艺术形式歌颂新中国 ，文学创作
、戏剧演出、民歌采风盛极一时，文化团体 、机构相继建立
，图书
、**、广播 、文博等事业从无到有
。医药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一些流行病
、地方病得到重视和治疗。科学技术事业随着工农业生产发展逐渐繁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 ，受极“左 ”思想影响
，全州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振兴彝州 ，教育先行”取得明显成效
，群众文化活动日愈丰富，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各种民族节日逐渐恢复。彝族火把节成了全州法定节日
，此外还有大姚插花节、牟定三月会 、禄丰高峰花会、姚安龙华会
、永仁赛装节等民族节日和民间集会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逐渐形成，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中医 、彝医彝药为政府所重视。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人才
，产生了蒋绍敏
、蒋绍玉、陈小红等全国知名的体坛名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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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历史沿革

早在170万年前，生活在龙川江两岸的元谋人就已进入了旧石器时代 ，掌握了用火技术
。距今4000年以前，以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为代表
，楚雄州境各地已先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州境先民创造了以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 ，步入了奴隶社会 。先秦时期
，楚雄州境主要分布着氐羌 、百越
、百濮三大族群。西汉中期楚雄州境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分别隶属于越嶲、益州二郡；蜀汉时期 ，分属建宁郡 、越嶲郡和云南郡；西晋时分属云南
、建宁二郡；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
，有“爨酋威楚筑城硪碌赕居之
”，故有威楚之称；南北朝时分属晋宁郡、兴宁郡和建宁郡；唐初属戎州都督府和姚州都督府 ，南诏时属拓东节度和弄栋节度；宋属弄栋府 、鄯阐府和威楚府；元初分属威楚万户
、罗婺万户和大理下万户
，后改设路、府 、州、县，分属中庆路
、威楚开南路、武定路和大理路；明代分属云南府 、楚雄府
、姚安军民府和武定府；清代分属云南府、武定直隶州 、楚雄府
。民国年间 ，裁府
、州
，设道、县，设楚雄 、双柏
、广通、盐兴 、牟定
、镇南、姚安 、盐丰、大姚
、永仁、元谋 、武定
、罗次、禄丰共15个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分设楚雄 、武定两个专区 。1953年，两专区合并为楚雄专区
，设楚雄
、镇南、牟定 、姚安
、大姚、盐丰 、永仁
、元谋、武定 、罗次、禄丰
、广通、盐兴 、双柏
、禄劝、富民 、安宁17县
。1954年改镇南县为南华县。1957年划安宁县归昆明市 。1958年4月1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建州前夕并盐兴县入广通县。同年又合并楚雄
、南华、牟定 、双柏4县为楚雄县 ，合并姚安
、大姚、盐丰 、永仁4县为大姚县
，合并罗次
、禄丰、广通3县为禄丰县，合并武定 、元谋2县为武定县 ，划富民县归昆明市 。1959～1961年间
，先后恢复永仁、姚安
、南华、双柏 、牟定
、元谋6县
。1983年9月改楚雄县为楚雄市，10月划禄劝县归昆明市。至此 ，楚雄州形成设楚雄市和双柏、牟定 、南华
、姚安、大姚 、永仁
、元谋、武定 、禄丰共9县1市的格局至今 。

定远舰管带刘步蟾
，启蒙思想家严复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 ，明确阐述：“亿昔居英伦时
，与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数载，各与国事 ，皆有同感。”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后，备受当局的赏识
，“所学竟成大用 ”，成了日本的“良相
” 。尽管严复曾任资政院议员
、海军协都统 ，但徒有虚名
，并无实权，未尽其才。他与伊氏回国境遇相比 ，深感怀才不遇
，“悬殊之甚”
。严复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 ，以后即始终寄人篱下
，不获一展所长 ”。同时严复同情梁启超，指出梁启超“负经国之才 ，抱救国之志
，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继虽登论坛高座 ，然曲高和寡，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
” 。因此
，严复认为“二人之际遇，正复相同也
。”[1]由上可见 ，严复深叹自己怀才不遇
，未被清朝政府重用，政治仕途遭遇冷落。正确认识其中的原因 ，阐明严复的人生之路和思想之旅
，是深入研究严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大家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
。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以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严复与伊藤博文不同政治遭遇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即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 ，人才成长往往受到所处社会条件的制约
。 19世纪中期
，世界政治经济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扩张 ，另一方面被压迫 、受剥削的民族奋起救亡图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当时
，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同样国势衰微 ，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、图强自救
。中国兴起洋务运动
，日本则开展明治维新，但效果迥然不同。1868年 ，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联合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军阀
，发动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地方资产阶级联合政权 ，从1867～1868年幕府被推翻
，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制定宪法 ，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
，前后用了22年时间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即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 。此间 ，明治政府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废除封建领主制
，剥夺旧统治阶级特权，实现形式上的平等 ，以巩固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同时向西方学习
，调整经济政策，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 ，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推行“文明开化 ”政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 ，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。这显然是伊藤博文等人被提拔重用的一个客观社会条件
，也是他们仕途发展的一个历史机遇
。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 ，使中国积贫积弱
，灾难深重，国势危如垒卵 。有识之士莫不心焦如焚 ，极力探索救亡图存的真正出路
。清政府顽固派却抱残守缺，反对维新变革。在兴办洋务事业的19世纪60～70年代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们，只知道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厉之术 ，限于器物文化改革
，到80年代，也看出了这种改革“如敝絮塞漏舟 ，腐木支广厦
，稍一倾变，遂不可知
”[2](P28) ，不可能挽救清政府的危机
，修正改革之法仍然是“修明前圣的制度” 。他们所支持的废科举
、易官制也仅仅停留在私下议论，不敢公开倡言 ，惟恐背离封建君主专制之制度
。他们甚至认为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3](P9)由于“夜郎自大
”和传统陋见的限制 ，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的天皇制君主立宪政体，虽还说不上是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但已逐步变为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比起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步得多 。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 ，经济也必然落后
。甲午战争时
，中国近代的工矿企业共只100家，资本总额3032万银圆[4](P338)。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大工业机器生产都没有确立 ，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落后密切相关
，清政府在人才使用方面，也是十分昏庸腐败的
。由于清朝政府袭用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锢智慧 、坏心术
、滋游手”
，促使“天下无人才 ”[5](P40)。经过八股科举所选用的人员是不合时宜的，进入官场更是凤毛麟角 。清政府重用提拔的重臣要员 ，如左宗棠、刘坤一 、丁日昌
、盛宣怀等洋务官僚
，皆非科举进仕，而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中兴名将”。虽然19世纪末年 ，欧风美雨已吹进古老的中国，但清政府仍坚持“中体西用
”
，极力保存封建专制统治
。从这种目的出发，清政府选人用人 ，自有既定的取舍标准
，任用“多磕头少说话”的唯唯诺诺的奴才，重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 ，庇护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吏……即洋务人才
，也不能免于这种陈腐的陋习。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严复的政治前途必然暗淡 。 二 、严复虽然学贯中西 ，目光敏锐
，具有独特的个人优势，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 ，在任人唯亲的清末社会
，成为仕途难以逾越的障碍
。 清朝政府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下 ，从总督到知县都由中央机关直接指派，官风腐败
，机构臃肿，“捐纳
”
、“卖官鬻爵”、编织权钱交易“关系网 ”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倘若没有“政治靠山
” ，则难以平步青云地升官晋爵 。 严复出生于福州
，得风气之先
。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面对外来文化经济浪潮的冲击
，福州船政学堂又是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发祥地和首批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地。传统文化和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兼收并蓄，为一代雄才的成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严复少年时期 ，便萌发了救国强民的抱负
。1866年冬
，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招生，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877年 ，严重又得以福州船政学堂优秀的毕业生和具有一定航海实践的能力
，作为我国第一批赴英国留学生，进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深造 。在英国留学期间 ，严复掌握了近代海军科技知识，又致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 、经济
、哲学和文化著作
，深入考察英法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并且一直得到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热情关怀
。郭嵩焘十分赏识严复的卓越见识和杰出才华 ，认为严复是大可造就之才
，因而给予厚爱，彼此经常亲切交谈。郭嵩焘赴英、法各地参观访问时 ，多次邀请严复随行
，以增广严复的见识 。这位驻英公使在向清政府汇报赴英国留学生学习情况时，特别提到严复的“识解 ”是其他学生所“远不逮
”的 ，如果让他“管带一船”
，实为枉其材，而让他“交涉事务 ，可以胜利。 ”[6]但是郭嵩焘的推荐
，并没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因为他的洋务思想超前了 ，自己都得不到清政府的重用，更谈不上对严复的仕途发展有决定性的帮助
。严复回国时
，同乡沈宝桢正处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显赫地位，严复受到沈宝桢的举荐 ，被任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
，可惜同年冬天沈宝桢就因病逝世，严复又失去了一个靠山 ，只好屈就于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的职务。 三 、思想超前
，政见不一，这是清末严复仕途不畅 ，未被李鸿章洋务派重用的主要原因 。 严复从英国学成回归
，满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矢志努力仿效西方文明 ，改造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旧中国
。但是
，掌握清朝政权的顽固派的指导思想是“天不变，地不变 ，道亦不变
”，“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他们都是维新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物，与严复强调的“以自由为主体 ，以民主为用”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相对立的 。虽然1880年到1900年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
，“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云
”[7](P15) ，为发展天津水师学堂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在1894年才连捐带保取得“选用知府”的资格 ，后来又擢升为“选用道员 ”
。仕途发展与他的期望相去甚远
，上司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准备对他提拔重用。严复对李鸿章也保持一定距离，“不预机要 ，奉职而已
”[8](P1541)
，而且还经常议论洋务派 。他在给堂弟观澜信中倾吐苦恼心情：“眼前世界如此
。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 ，鬼蜮如林，苟能拂衣归里
，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以后 ，诸事虽无不佳
，亦无甚好，公事一切 ，仍是有人掣肘
，不得自在施行 。”由于当时官场习气恶劣，不重人才 ，做官“须得内有门马
，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 ，广通声气
。兄则三者无一焉
，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9](P731) 严复目睹当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李鸿章洋务派任人唯亲、培植党羽
、片面学习西方文化，感到非常悲愤忧虑 。他经常对人说 ，“不三十年藩属且尽，缳我如老悖牛耳！
”用不了30年
，中国要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李鸿章闻知：“患其激烈，不之近也”[10](P9)。1893年中法战争发生 ，在中国军队打胜仗的情况下
，李鸿章却与法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立了“简明条款 ”，激起国人愤怒上书 ，要求严惩李鸿章的妥协行为
，李鸿章“疑忌
”严复参与所为，严复亦“愤而自疏”[8](P1541)
。由于得不到上司的器重 ，政治仕途不畅
，提调补缺无望，严复感叹：“四十不官拥枭比 ，男儿怀抱谁人知？ ”[11](P181)严复还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
，以期“一举成名
”。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留学生 ，从1885年至1894年，连续4次参加乡试
，因无法适应清朝陈腐的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 。他终于抛弃通过科举实现救国图强的幻想
。 四、严复饱学清高 ，个性倔强
，不善阿谀奉承，对他在“仕途”跋涉中也不无负面的影响。 严复学识渊博 ，颇具才子意气
，不仅言词尖刻，文笔犀利 ，而且“好为偏往独自之论 ”
，阐发卓尔超群的高见 。从学理上说，似无指责之处
。严复认为这是“曲高和寡” 、“闻者弗解
”所导致的问题。因为他的许多远见卓识 ，未能适应维护清王朝旧制度的官僚政客的需要
，也尚未形成社会共识，往往不时受到曲解和攻击 ，而甚感遗憾，以至他在晚年颇有感慨地坦言：“平生献玉常遭刖”[9](P586) 。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
，郭嵩焘对严复的才华寄予厚望的同时，也看到严复年轻气盛的个性 ，曾告诫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
，而气性太涉狂易
。 ”[6]接替郭嵩焘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也斥严复为“狂傲矜张
”。为此郭嵩焘提醒他：“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 ，即古人亦皆然也”[6] 。这反映了严复的个性
。1880年
，随着洋务运动发展，李鸿章需要调充洋务人才 ，严复经同乡老友陈宝琛推荐（称赞他“器识闳通
，天资高朗 ”），引起李鸿章的注意 ，调任为北洋学堂总教习。“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
，而先生勿屑也
” 。严复没有崇拜李鸿章，更没有赞成李鸿章的“中体西用”的政治主张。尽管严复努力工作 ，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鸿章才将他从任职9年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晋升为会办（副校长）
，第二年晋升为总办（校长）
。严复没有再对李鸿章趋奉，李鸿章对严复的“提拔 ”也仅此为止。严复才高志远
、不落俗套 ，不善于阿谀奉承
，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个人仕途发展 。但严复并没有因为政治遭遇冷落仕进不畅而沉迷不起消声匿迹，恰恰相反 ，他终于抛弃个人仕进的幻想
，在甲午战争后，更加奋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首先传播进化论
，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唤醒国人保种自强、变法图存 ，追寻自己崇高的人生价值
。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翻译家和教育家。 由上可见
，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的成长和贡献，与社会环境是紧密相关的 。19世纪末 ，以译著《天演论》而名震宇内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与投身“明治维新
”颇有作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都是当时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
，彼此都有振兴祖国的宏图大愿
。然而，由于他们所处不同的国家和社会 ，加上个人素质因素的影响
，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遭遇，留下令人深省的历史反思。常言道：“政以才举 ，国以人兴” 。人才对国家盛衰兴亡至关重要
。1898年
，严复在《国闻报》上著文指出：“夫人才者，国之桢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
、本之治皆不行 。 ”（《拟上皇帝书》）[5](P66)
。但是人才的成长和发掘 ，又往往受到所处社会制度的约束。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塑造人才
，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会埋没人才 。只有创造具备良好的人才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才能更好的发挥个人的作用
，报效祖国，造福人类。因此 ，抓住历史发展机遇，重视培养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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